郭嵩焘

郭嵩焘(1818年—1891年),乳名龄儿,学名先杞,后改名嵩焘。字筠仙,号云仙、筠轩,别号玉池山农、玉池老人,湖南湘阴城西人。晚清官员,湘军创建者之一,中国首位驻外使节。

郭嵩焘

郭嵩焘(1818年—1891年),乳名龄儿,学名先杞,后改名嵩焘。字筠仙,号云仙、筠轩,别号玉池山农、玉池老人,湖南湘阴城西人。晚清官员,湘军创建者之一,中国首位驻外使节。


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进士,咸丰四年(1854年)至咸丰六年(1856年)佐曾国藩幕。同治元年(1862年),被授为苏松粮储道,旋迁两淮盐运使。同治二年(1863年)任广东巡抚,同治五年(1866年)罢官回籍,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。光绪元年(1875年),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,不久出任驻英公使,光绪四年(1878年)兼任驻法使臣,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病逝,终年73岁。


佐理曾幕


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,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,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。强调经世致用、坚忍不拔、不尚玄虚、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,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。


作为“湖湘子弟”,郭氏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,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。但更重要的是,正是在岳麓书院,他与曾国藩、刘蓉等相识,互相切磋学问、砥砺气节,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。当然,他很可能想不到,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。他可能更想不到,这批“湖湘子弟”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
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,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。虽然他在道光十七年(1837年)考中举人,但道光十八年(1838年)、道光二十年(1840年)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,而曾国藩却在道光十八年(1838年)考中进士。在失意中,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,于道光二十年(1840年)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。


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,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。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,浙江地处前线,他“亲见浙江海防之失”,一向为“华夏”所看不起的“岛夷”的船坚炮利,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
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,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,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,正式步入仕途。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,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。


咸丰二年(1852年)底,太平军进犯长沙,并攻克武昌,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,曾国藩数辞不允,郭嵩焘几度登门,曾国藩终为所动,创办湘军,罗致郭嵩焘于幕中,出谋划策、募捐筹饷,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。


咸丰三年(1853年)五月,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。经实战观察,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,多赖水军,遂向江忠源上“编练水师议,忠源韪之,令其疏请敕湖南北、四川制战船百余艘”。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,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。 此后3年,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、浙江等处筹饷,曾途经上海,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,接触了一些外国人,了解到西方的情况,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。


任职朝中


咸丰六年(1856年)年末,他离湘北上,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。在北京,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。


肃顺性情刚严,以敢于任事著称,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,屡兴大狱,惟严是尚,排除异己,但由于他深得咸丰帝倚重,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。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、排挤汉人不同,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,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。


由于肃顺的推举,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,自然受宠若惊。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,命他入值南书房。咸丰帝还对他说:“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,然所以命汝入南斋,却不在办笔墨,多读有用书,勉力为有用人,他日仍当出办军务。”不久,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。


咸丰九年(1859年)年初,郭嵩焘来到天津。但僧格林沁这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,对他非常冷淡。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,再加自己是咸丰帝亲派,并且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“平行”,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。同年十月中旬,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。


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。虽然他无钦差之名,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,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,并都备有厚礼。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,严于律己,规定“不住公馆,不受饮食”,更不受礼。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。


到山东沿海各县后,他认真查账,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-税款,贿赂公行,而且税外0严重惊人,超过正税四倍之多。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,堵塞漏洞,并设局抽厘。尽管如此,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,查整了一批-污吏,增加了政府税收。


十二月底,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同办、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,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。


咸丰十年(1860年)元月,郭嵩焘-离开山东返京,悲叹“虚费两月搜讨之功”,“忍苦耐劳,尽成一梦” 。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,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,使他饱尝世态炎凉。


回到北京后,郭嵩焘受到“降二级调用”的处分,虽仍回南书房,但实际已是闲人,被冷落一旁。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:“久与诸贵人周旋,语言进退,动辄生咎。 ”


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,固然与郭嵩焘不知通权达变,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,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,便可雷厉风行,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等有关,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、官场已从根腐败,他的作为实际上是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。


其实,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、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:“国家致弊之由,在以例文相涂饰,而事皆内溃;非宽之失,颟顸之失也。”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,究所举发者,仍然例文之涂饰也,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。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。”“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,其为颟顸一也。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,颟顸而出之以严,而弊不可胜言矣。”“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。 ”


同治元年(1862年),授苏松粮储道,旋迁两淮盐运使。 次年,署理广东巡抚,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。 同治五年(1866年),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,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。


奔波洋务


光绪元年(1875年)初,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,再度出山,授福建按察使。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,郭嵩焘慨然命笔,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《条陈海防事宜》上奏。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,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“末技”,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。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,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。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。


恰在此时,云南发生“马嘉理案”,英国藉此要挟中国,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,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“通好谢罪”。八月,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,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。消息传开,顽固派纷纷指摘、讥讽,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:“出乎其类,拔乎其萃,不容于尧舜之世;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,何必去父母之邦。”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。


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,郭嵩焘出使延期。十一月四日,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,上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》,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,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,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,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。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,“汉奸”、“贰臣”之类的指责咒骂,汹汹而至。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,多加勉励。


驻英使节


光绪二年(1876年)冬,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30余人启程赴英,在伦敦设立了使馆。光绪四年(1878年)兼任驻法公使。


赴英途中,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《使西纪程》,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,主张中国应研究、学习。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,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、漫骂,直到郭嵩焘去世,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。


郭嵩焘到达英国后,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、教育和科学状况,访问了学校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报社等,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,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。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,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。


光绪三年(1877年)七月时,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。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,指责郭嵩焘有“三大罪”:


“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,即令冻死亦不当披。”


“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,堂堂天朝,何至为小国主致敬?”


“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,仿效洋人之所为。”


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:“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,我肯定不能容下他。”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“十款”,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。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,不仅是鸡毛蒜皮,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,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“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”的称誉无误。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,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“有二心于英国,想对英国称臣”等语。


黯然归国


光绪三年(1877年)八月,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,上奏清廷,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,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,翌年,即在新加坡、旧金山、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,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。同年十月十六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,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。


在参观过程中,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。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。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,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,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。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:“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,惟此数者分明。”


在英国,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,不禁感慨万千,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,并提出具体建议。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,建议总理衙门编纂《通商则例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,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。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,后来虽未编成《通商则例》,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。


郭嵩焘出使期间,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,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,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。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,分寸合度,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,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,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,英、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。


光绪五年(1879年),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,黯然回国,称病回籍。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。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,形势颇为紧张;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、善化两县的阻止,大骂郭嵩焘“勾通洋人”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。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,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。


晚年逝世


郭嵩焘蛰居乡野后,仍然关心国家大事,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、致书李鸿章等重臣。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,宣传禁烟。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。光绪九年(1883年)正月初一,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:“眼前万事随云变,镜里衰颜借酒温。身世苍茫成感喟,盛衰反复与谁论?”

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郭嵩焘病逝,终年73岁。他去世后,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,并请赐谥号,但未获朝廷旨准。清廷上谕再次强调:“郭嵩焘出使外洋,所著的书籍,颇受外界争议,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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